社群工作者的部落格

• 有教無類的教育基本法 

幾個月後，克勞德‧貝爾又被調去教育部技職教育司，他寫道：「我的目標與決心比以前更堅定：要讓每個年輕人獲得一技之長。我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參與了1989年7月10日通過的《教育指導法》的擬定，也就是著名的《若斯潘法案》，我想我對這部法律的貢獻足以用下面這兩條條文概括，它們也是我未來行動的依據：『通識文化水準與技能證照的取得是每個年輕人應有的權利，不分社會、文化背景，也沒有地理位置的差別…。法國全國未來十年的目標，就是讓每個高中年齡的人口群，至少都能達到技能檢定文憑的程度。』」

若斯潘(Lionel Jospin) 於1988 - 1992 年擔任法國教育部部長。

法案通過之後，克勞德‧貝爾要求調職到法國一個大區的研究院去擔任院長，好能實踐他的理念。他偏好北方的里爾市(Lille)，他知道經濟危機是怎麼影響到這一整個大區，他也認識這一區的居民追求社會正義的一貫活力。

回到教育前線之後，跟教育系統下的老師與行政人員對話之後，克勞德必須面對這個嚴峻的事實：

「新法的目標馬上碰到這個眾所週知的現實：不管各種宣言如何聲明機會的平等，擺在面前的是：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四分之三的孩子能夠取得高中會考文憑，但是，勞工家庭的孩子只有四分之一的孩子得到，遑論生活在極端貧窮中的孩子。

但是，這個失敗並不是學校刻意造成的。在北方，我再次看到大部分人都願意建立機會平等的平台，都希望能夠改善教育失敗的現象。儘管如此，怎麼解釋這個失敗？

在研究院，我有機會遇到學校體制內扮演不同角色的行動者，我觀察到他們經常將孩童的成功與親師交流的品質連結在一起，他們常常跟我說：「最需要溝通的，就是那些困難最多的學童的家長，偏偏就是最難找到他們。」這些話經常出現在耳邊，讓我非常震撼：學校抱怨這些家長，認為這些家境清寒的父母沒有善盡職責，不是學校的好幫手，學校甚至認為這些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漠不關心。

這時候我個人的一些認識就派上用場，這當然要特別歸功於第四世界運動，他們聲明最貧窮的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懷抱很大的希望，絕對不是像一般人所說的漠不關心。我不會發出同樣的聲明，但是，我告訴自己：要聽聽這些父母的聲音，然後我告訴老師們：「你們不能把父母當成附屬的助手，光是跟他們說：『你們應該這樣那樣做。』當他們沒有照辦時，就說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沒興趣。你們必須把他們當作不可取代的、獨立的行動者，他們是教育能否成功的關鍵人物，必須聆聽他們的聲音。」

(下集待續...)

楊淑秀譯自《民主藝匠》 ，p41-42

--普通人、赤貧家庭及社會機構如何形塑結盟，一起對抗社會排斥？

Artisans of Democracy: How Ordinary People, Families in Extreme Povert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Become Allies to Overcome Social Exclusion.

作者：Jona M. Rosenfeld 與 Bruno Tardieu

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ay 28,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