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工作者的部落格

昨天提到一個多元化、異質性高的真誠團體，讓安瑪莉重拾信心，讓她學會用一種建設性的方式表達自己與家長們的想法。

今天，安瑪莉告訴我們小男孩戈果爾的故事。

法國,2007,Francois Phliponeau攝。

 和戈果爾一起拒絕不義 

戈果爾八歲，小一就被留級。學校決定讓他轉到指導弱智殘疾兒少學習的「醫療教育中心」，但是開學日到了，卻沒有任何一個中心要他。直到十一月一號萬聖節，他都沒去學校，沒有人站出來說話，戈果爾的父母甚至不知道這孩子的學籍被轉到哪裡。完全違反教育法規。當孩子的父母與安瑪莉開始四處詢問的時候，得到的答案卻是：應該是家長忘記填寫申請表格。一句話就把責任推得一乾二靜。安瑪莉回憶道：

「透過戈果爾，我發現到有些孩子沒人要，別人對他們沒有期待。如果他們缺席，沒人會去找他們。學校遺忘他們，沒有任何人拉警報。是可忍，熟不可忍？「教育優先區」執委會開會時，我公開提出這件事，但是，大家再一次將責任推回家長身上。我是那麼生氣，所以就寫了一封信給教育部的督察，我向他解釋，有學生家長因為戈果爾的情況向我們求助，事實上，有十多位學生家長是在開學後，才知道他們的孩子被轉往哪所學校。至於戈果爾，開學兩個月後還是被排擠在學校大門之外。」

這封信發出後，督察請安瑪莉出席一場會議，與會的有當地的心理師與「入學評議委員會」(Commission d’orientation)的負責人。那位心理師先發制人說：「反正有些小孩，就是扶不起，如果他們不會讀寫，也沒關係，不過就是跟他們的父母一樣，自己想辦法活下去。」換句話說，學校在排擠一名學生之後，還振振有詞，好像發生這種情事也沒關係，反正對這個家庭來說學校無足輕重！？決定孩子的未來時，如果家長沒有出席，或者根本沒有邀請家長代表，心理師這類的聲明就不會被揭發，也因此，現狀被維持下去。

督察第一次聽到兩種不同的聲音，並且發現其實家長想方設法要幫孩子註冊。他必須做出決定，戈果爾的情況指明校方集體的不負責態度，而督察最根本的責任就是讓學校成為歡迎每個學生的地方。

幸好督察拒絕了心理師的見解，並且迅速地讓戈果爾註冊。更重要的是，他在事後連絡了安瑪莉，要求第四世界運動與他的服務單位進行合作，以避免同樣的情事發生。

這件事在許多層面都是決定性的，它讓安瑪莉理解到：光是地方性的努力是不夠的。整個學校體制在面對極端狀況時失去和諧，每個學校都在推皮球，孩子就被犧牲了。所以必須到體制的最高處去敲門，必須重新找回這個和諧。這也是一個夥伴關係的開始，當然還是非常局部，而且是非正式的關係。但是，這證明了整個教育體制也需要和這些家庭進行對話。

(下集待續...)

楊淑秀譯自《民主藝匠》 

--普通人、赤貧家庭及社會機構如何形塑結盟，一起對抗社會排斥？

Artisans of Democracy: How Ordinary People, Families in Extreme Povert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Become Allies to Overcome Social Exclusion.

作者：Jona M. Rosenfeld 與 Bruno Tardieu

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ay 28,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