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過就是跟他們的父母一樣,自己想辦法活下去」?
昨天提到一個多元化、異質性高的真誠團體,讓安瑪莉重拾信心,讓她學會用一種建設性的方式表達自己與家長們的想法。
今天,安瑪莉告訴我們小男孩戈果爾的故事。
和戈果爾一起拒絕不義
戈果爾八歲,小一就被留級。學校決定讓他轉到指導弱智殘疾兒少學習的「醫療教育中心」,但是開學日到了,卻沒有任何一個中心要他。直到十一月一號萬聖節,他都沒去學校,沒有人站出來說話,戈果爾的父母甚至不知道這孩子的學籍被轉到哪裡。完全違反教育法規。當孩子的父母與安瑪莉開始四處詢問的時候,得到的答案卻是:應該是家長忘記填寫申請表格。一句話就把責任推得一乾二靜。安瑪莉回憶道:
「透過戈果爾,我發現到有些孩子沒人要,別人對他們沒有期待。如果他們缺席,沒人會去找他們。學校遺忘他們,沒有任何人拉警報。是可忍,熟不可忍?「教育優先區」執委會開會時,我公開提出這件事,但是,大家再一次將責任推回家長身上。我是那麼生氣,所以就寫了一封信給教育部的督察,我向他解釋,有學生家長因為戈果爾的情況向我們求助,事實上,有十多位學生家長是在開學後,才知道他們的孩子被轉往哪所學校。至於戈果爾,開學兩個月後還是被排擠在學校大門之外。」
這封信發出後,督察請安瑪莉出席一場會議,與會的有當地的心理師與「入學評議委員會」(Commission d’orientation)的負責人。那位心理師先發制人說:「反正有些小孩,就是扶不起,如果他們不會讀寫,也沒關係,不過就是跟他們的父母一樣,自己想辦法活下去。」換句話說,學校在排擠一名學生之後,還振振有詞,好像發生這種情事也沒關係,反正對這個家庭來說學校無足輕重!?決定孩子的未來時,如果家長沒有出席,或者根本沒有邀請家長代表,心理師這類的聲明就不會被揭發,也因此,現狀被維持下去。
督察第一次聽到兩種不同的聲音,並且發現其實家長想方設法要幫孩子註冊。他必須做出決定,戈果爾的情況指明校方集體的不負責態度,而督察最根本的責任就是讓學校成為歡迎每個學生的地方。
幸好督察拒絕了心理師的見解,並且迅速地讓戈果爾註冊。更重要的是,他在事後連絡了安瑪莉,要求第四世界運動與他的服務單位進行合作,以避免同樣的情事發生。
這件事在許多層面都是決定性的,它讓安瑪莉理解到:光是地方性的努力是不夠的。整個學校體制在面對極端狀況時失去和諧,每個學校都在推皮球,孩子就被犧牲了。所以必須到體制的最高處去敲門,必須重新找回這個和諧。這也是一個夥伴關係的開始,當然還是非常局部,而且是非正式的關係。但是,這證明了整個教育體制也需要和這些家庭進行對話。
(下集待續...)
楊淑秀譯自《民主藝匠》
--普通人、赤貧家庭及社會機構如何形塑結盟,一起對抗社會排斥?
Artisans of Democracy: How Ordinary People, Families in Extreme Povert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Become Allies to Overcome Social Exclusion.
作者:Jona M. Rosenfeld 與 Bruno Tardieu
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ay 28,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