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工作者的部落格

THE THINKING OF THE POOR IN A KNOWLEDGE THAT LEADS TO COMBAT

赤貧者的思想，一個導向行動與奮鬥的知識

（節錄）

1980年12月3日，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堂 

在第四世界運動早期，它的創始人就宣稱：「知識的重要性不亞於慈善。」他經常對研究人員呼籲：要發展促進對特困者的解放有用的知識體系。 1980年12月，若瑟‧赫忍斯基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聚集了一個由各國專家學者組成的國際委員會，以下的文字譯自他當時的開幕詞。

若瑟‧赫忍斯基(Joseph Wresinski)

吳新慧、陳彥蓁、楊淑秀合譯

前言

１、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其他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２、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３、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４、力挺第四世界的思想，平反它在歷史上的位子

５、行動團隊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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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早，在誠摯地歡迎各位的同時，我所要談的，是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功能，是第四世界運動之前任何團隊所沒有的(據我所知，目前全球沒有任何機構擁有這樣的功能，我更想說這是一項義務)。特困者對自身處境擁有一門獨一無二的知識，貧窮領域的研究者應該要讓位給這門知識，為它平反，因為它在知識的領域應該擁有一個不可或缺、獨立自主的位置，它能補充其他知識型態的不足；請務必協助促成這門知識的發展。可想而知，除了上述功能，還有另一項：就是讓位給實務者的知識，亦即那群與最窮者一同生活與行動的人所擁有的知識，為他們的知識平反，裨益其發展。<…>

一、 學術界對貧窮的認識，一種與他種知識型態互補的知識：  

從一開始，第四世界運動和這個常設委員會就不斷自問，為了有效對抗赤貧與排斥：

·  赤貧者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  行動團隊需什麼樣的知識？

·  地方及國際社會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或許可以說，在我們奮鬥與求知的過程中，每當問及生命難題的各種解答時，十之八九，得到的回答多是學界的知識。每當要立法或制定政策時，我們中有許多人指望最有用的知識，會是來自大學及研究機構的那一套知識。換句話說，我們對這套只有研究者、學者能夠叩門而入的知識抱著極大的期望；然而，這套從赤貧外部觀察得來的知識卻讓身處其中的貧窮民眾感到相當陌生。〈…〉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多少都曾因為所做的這一份或那一份研究沒有發生影響力而感到失望。或許我們不夠注意到這個事實，學術研究嚴格說來，是要去建構抽象的概念、以一個外部旁觀者的角度描繪他所看到的現實，並用通用的術語詮釋，它因此無法反映出人事物的情感與色彩，這些能夠推動人們去為別人採取行動的元素。

我們也不夠注意到：貧窮與排斥的整體知識有著傳達資訊、解釋和動員的責任。學術研究應該承認自己只是整體的一部分，一個「沒有生命力」的資訊元素；要是我們沒有找到下列兩種知識元素，它將繼續是一堆沒有生命力的死知識：

·  貧窮者和被排斥者所擁有的活生生的知識：他們親身體驗兩種現實：一個是殘酷的生活條件，一個是炎涼世態，世界將赤貧強加在窮人身上；

·  行動者的知識：他們在極端貧窮和受排斥的地區，和赤貧的犧牲者一起行動。

這個社會相信學術知識至高無上，大學本身如此相信，我們也信以為真，深信為了對抗貧窮，這個世界需要的是學界的知識。而當這些研究報告消失在政治人物與行政人員的抽屜裡時，留下的是大家深沉的失望。〈…〉

二、 不同型態的知識間對話的困難 

〈…〉學者們多少會以旁觀者的身份，從外圍觀察貧窮者的生活，以及和貧窮人有關的行動，然後將觀察所得附屬在自己的研究之下。為了學術研究的各種目的，他們以極大的真誠，想要開發利用貧窮者和行動者的知識，卻沒有想到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扭曲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知識。或許更嚴重的是，這些研究人員常常干擾甚至癱瘓他們的對話者的思想，這並非故意，他們甚至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些研究人員並不承認貧窮者與行動者擁有思想，擁有一門自成一格的知識，這門知識有自己的通徑與目標。

這些對於事實的不了解，有時會造成貧困者、行動者和研究者之間溝通的困難。至於與特困者溝通，我深信，即使人類學家或民族學學者以參與觀察法（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進行研究，仍無法擺脫這個利用、扭曲、癱瘓窮人思想的危險。因為這種觀察目的自外於貧窮者的生活處境；這種生活處境不是窮人自己選擇的，而且他們對此處境的定義方式永遠不會和研究人員一樣。此外，這種觀察不是一種真正的參與，因為在研究人員和被研究的對象的腦海中，並沒有共同的目標。

這裡所涉及的，並非研究方法的問題，而是生活處境問題；唯有改變身段，轉換處境，才能解決。如果維持現況，不作任何改變，這樣的參與觀察，當然不會干擾到一群掌握自身思考脈絡與文化素養的人，但卻很可能干擾這群對思想、文化掌握得不是那麼好的窮人。

毫無疑問，研究者與行動者的合作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這方面的困難，也還沒有得到正確的分析。有人會說，行動團隊很難參與研究，因為他們看不到研究的益處；因為他們懷疑研究者探索的目光，懷疑他們能否了解人類的現實處境，以及日常生活當中難以預測的風險。甚至有人說，合作之所以難以運行，是因為行動者的思考缺乏邏輯，他們多憑直覺和印象行事，不夠理性。

這些理由也許有些是真的，但是，在我看來並沒有深入問題的核心。最基本的問題是，行動者若要對學術研究提供有價值的貢獻，應該從一開始就被視為有思想的人，他們在面對自己擬定的目標時，有辦法持續自己對知識的探究。研究者不應該將他們視為單純的資訊提供者。

就算是著手分析一項行動，並評估其效益的研究者也很可能走錯方向。事實上，他們經常在木已成舟之後趕到，還是充滿企圖心，想要掌握行動的全貌，即便他們對這項行動展開的背景異常陌生。這行動的情境與他們曾經認識的各種情境很可能完全不同，它烙印著一種難以想像的不安全感，面對如此迥異的情境，研究者很難用上他的直觀。〈…〉

三、赤貧者的知識，一座秘密花園

〈…〉不言自明，每個人都會做出思考與認識的行為。不管實際的生活提供你多少認識與思考的資源和途徑，每個人都在進行思考與認識的活動，並且努力想要瞭解事理，每個人都為了自身的目標而行動，而他的思想就根據這些目標組建起來。據此，所有的思考行為都有可能是人們為了自己的解放所採取的行為。〈…〉

有人認為被迫陷入赤貧的窮困者意志薄弱、萎靡不振，因此認定他們不用腦筋思考，認定他們安於依賴與救濟，或以為他們只是在苟延殘喘，不求上進。這樣想的人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不知道最貧窮的人有辦法發明各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一方面為了逃避救濟者施加的影響力，同時也為了捍衛自己的生存方式，他們將這個生存方式細心地隱藏在簾幕後，故意讓那些只看到外觀的人士產生錯覺。這些不知內情的人們，看不出赤貧者絞盡腦汁、拚命思考，聽不到赤貧者不停自問：“我到底是誰？”他們不停地說：“為什麼他們這樣對我？把我當成懦夫，當成狗，當成是廢物？我真的那麼沒用嗎？”而且，他們是以痛苦的思索為代價，不停地重新振作起來，從一堆莫須有的責難中，從這些外界加諸在他們身上的錯誤印象與身分中站起來，他們重複告訴自己：“不，我不是狗，我不是別人口中的笨蛋，我知道一些事情，一些他們永遠無法理解的事情。

在那麼多的懷疑過後，在身心倍受折磨耗損之後，特困者所做的結論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他們知道一些其他人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甚至沒辦法想像的事情。他們的知識，即使缺乏建構，卻蘊含著所有關於一個終生被迫陷入輕視與排斥的生命。這個知識包含一切，包括各種生命事件與痛苦，以及相應而生的韌性與希望；也包含他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只有他們知道，這個世界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在面對窮人。連世界上最傑出的研究人員都無法想像這些事情，也因此無法提出適當的假設與問題。我們已經說過，在這一點上，研究者面對一個他無法作主的知識領域，他不得其門而入。從某方面來說，他面對的是赤貧者的秘密花園，沒人進得去；除非他改變身段與生活條件，讓最貧窮的人能夠在信任的關係中與之交談，否則，他無法理解窮人的語言；否則，這位來自另一世界的研究者無法獲知秘密花園的內涵，而且，他也沒有權利這麼做。〈…〉

四、力挺赤貧者的思想，平反它在歷史上的位子

〈…〉一旦缺少窮人所擁有的的知識，學術研究就很難避免過於片面的危險，它所欠缺的，正是那些賦予生命、促發行動和奮鬥的元素。 我們也想到這個委員會能夠，也應該揭示窮人思想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了讓他們能夠參與這場抵抗排斥的奮鬥，也為了這整個社會，它應當找到對抗排斥的意志與路徑。這就關係到我們從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為了這場共同的奮鬥，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現今的世界，充滿各種鼓勵大家去奮鬥的呼籲。跟大家想像的相反，催促大家認真且持續投注心力的並非平庸的志業，我們的同胞想要為最本質的理想奮鬥，亦即為完全被排擠在外的人們所承受的痛苦與希望奮鬥。片面的知識未曾深入問題的核心，即受排擠者的痛苦與希望，自然不會給人帶來挑戰，更無法喚起人們責無旁貸的重大承諾。我們的運動指出極端貧窮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不曾掉以輕心。

只有赤貧的人知道這些嚴重後果。只有他們知道所有的不公正、所有對人權的剝奪、所有因排斥衍生的痛苦。只有他們知道，人心以及民主的結構和運作，應該作何改變。然而所有這一切，容我大膽地說，在過去二十五年的學術研究中，僅僅反映出一個無力的陳述，一個竄改變調的訊息。〈…〉

這個成天在嚴酷現實中奮鬥的運動，容我重複，它從經驗中萃取出來的精髓：是讓我們的同胞聽見特困者自己的聲音，用窮人自己的話，而非經由學者或研究報告轉述。我們能不能簡單地承認這一點？這場運動之所以得到政治上的支持，是因為人們知道，在這樣的運動裡面，每個人都可以聽見窮人的聲，而且每個人都有責任讓這樣的聲音得到回應。〈…〉

五、行動團隊的知識

〈…〉當然，就像赤貧者一樣，實務工作者和他們的行動，也會成為學術研究的主題，有人甚至試圖評估他們努力的結果。即使承認在這方面確實存在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我們還是有所保留。我們首先關注的是，這些學術研究，力圖從外部來捕捉這些行動的意涵，卻無法取代行動本身足以產生的知識。一直到今天，這個領域幾乎還是沒有社會科學家能夠觸及，正如同赤貧者的現實經歷超乎他們可理解的範疇。

實務工作者的知識，在我們所需要的全面而富啟發性的知識當中，不可或缺，這個社會需要它才會充滿行動力。我們需要實務工作者提供的事例、需要聽取他們的意見，其重要性不亞於學者。

除了傾聽赤貧者，行動者所訴說的經驗故事不也激勵人們有所作為？這些故事為人注入希望及勇氣，使人採取嶄新的行動。

我再一次強調，學術研究人員必然能夠有所貢獻，藉著親身對這個知識提供支持並賦予價值，而不是挪用它為成全自己的目的。 〈…〉